
“当前实施‘人工智能+’的条件已基本具备,时机比较成熟。”8月29日,国家发改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,将围绕六大行动若干重点行业领域,分别制定“人工智能+”具体实施方案;还将发挥好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,持续在算力等领域发放“人工智能券”,创新人工智能终端消费补贴方式,支持人工智能发展。
当前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条件已基本具备
10年前的2015年,我国启动实施“互联网+”行动;10年后的新起点,“人工智能+”再出发——近日,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(下称《意见》)印发,为“人工智能+”未来10年发展勾勒出路线图。
“‘人工智能+’与此前大家熟知的‘互联网+’,在表达风格上比较相似。两者之间既有联系,也有区别。”国家发改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介绍,在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浪潮下,我国启动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,是信息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延续、深化和创新。
霍福鹏表示,“互联网+”突出的是“连接”,通过网络连接传递信息,实现生产过程的流程再造和效率提升。“人工智能+”在“互联网+”的基础上,实现从“信息连接与扩散”向“知识运用与创造”的跃升,以更具变革性的力量推动生产要素重组、价值创造方式升级、组织形态演化和社会治理模式转变,必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全面、系统和深刻的变革。
“无论从技术进步还是从发展要求来看,当前实施‘人工智能+’的条件已基本具备,时机比较成熟。”霍福鹏表示,近年来,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迭代,人工智能已展现出较强的通识能力,已经从只能面向特定场景、完成特定任务,进化为可“举一反三”、完成普遍性任务,技术通用性显著增强,基本具备向各行业各领域融合应用的条件。
在他看来,未来一到两年,正是人工智能落地的关键窗口期,要汇聚全社会资源力量,聚焦科技、产业、消费、民生、治理、全球合作六大领域,形成发展合力,推动“人工智能+”打开局面,取得实效。
将创新人工智能终端消费补贴方式
记者注意到,《意见》对“人工智能+”到2027年、到2030年、到2035年设定了三个目标,即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、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、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,定位不可谓不高。
霍福鹏指出,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并非一蹴而就,特别是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仍处于快速迭代演进阶段,不同行业与人工智能的融合特征各不相同,必须充分遵循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,分步实施、循序渐进。
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张铠麟透露,将围绕六大行动若干重点行业领域,分别制定“人工智能+”具体实施方案,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、重点方向和工作举措。另外,还将发挥好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,用好用足“两重”建设、“两新”政策、中央预算内投资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,支持人工智能发展。
他提到,要不断优化智算资源布局,持续在算力等领域发放“人工智能券”,推动降低创新主体研发使用成本;在促进智能终端普及方面,将创新人工智能终端消费补贴方式,促进更多好用的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惠及人民群众。
■对话
大湾区人工智能应用研究院理事、特聘专家刘劲:
“人工智能+”新时代 广东有望抢占先机
从10年前的“互联网+”到10年后的“人工智能+”,我国经济社会经历了怎样的跨越?为何要在此时提出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?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有哪些优势、又存在哪些短板?
大湾区人工智能应用研究院理事、特聘专家,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、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刘劲长期关注人工智能对产业和商业的影响。在他看来,国家提纲挈领为人工智能制定新的目标,“人工智能+”新时代即将开启,广东有望在其中抢占先机。
南方日报:10年弹指一挥间,从“互联网+”到“人工智能+”,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哪些天翻地覆的变化?我国为何要在此时提出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?
刘劲:与其他技术有所不同,信息技术是一种普世技术。10年前的“互联网+”行动,推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应用方面走到世界领先地位。
人工智能是信息技术的又一跨越式发展,目前移动互联网硬件环境成熟,过去的三四年时间里,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质的突破。这些大语言模型的突破,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在社会各个层面有很多实用价值,我认为现在提出《意见》正当其时。
人工智能时代与互联网时代有所不同,其时间更长、对社会影响更深层、更巨大。我判断,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给未来10年带来的变化将比“互联网+”行动更大,“AI正在快速进入我们的世界”已成为当下的新共识。
南方日报:当下人工智能发展迅猛,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力量在全球出圈。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,有哪些优势、又存在哪些短板?
刘劲:人工智能是一个庞大的体系。从大类划分,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:一是基础能力,二是应用能力。
基础能力方面,主要包括数据、算力、能源等。其中,数据方面中美两国相差不大,目前大语言模型主要基于互联网数据,两国在使用这些数据方面不存在差距。另外,中国还有很多潜在数据可以用于训练,这是美国没有的。
在算力方面,我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。芯片是人工智能的核心算力基础,我国在芯片领域相对落后,而美国对芯片实施对华出口限制,我国在算力上短时间内追赶美国难度较大。但应看到,芯片技术短暂的落后,并不会阻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,不少企业已经在克服算力不足带来的问题。
另外,人工智能的训练需要使用大量能源,中国能源制造能力极强,尤其是光伏、风能和水电等清洁能源,这将为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。而美国多年来在能源上并未取得较大发展,这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障碍。
智能应用方面,我国也拥有独特优势。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础和完备的产业链体系,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,我国智能终端用户将越来越多、应用场景也更为丰富,这将成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优势,需要充分发挥。
从技术层面来看,我认为人工智能发展未来应该“两条腿走路”,一是继续推动技术上的进步,二是要研究人工智能的应用,哪些场景可以用,哪些场景今天不能用、但明天和后天可以用。
另外,人工智能应用的充分开发,将倒逼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升级。而基础设施则需要中央和地方共同投入,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。
南方日报:人工智能技术如同一把“双刃剑”,既带来机遇、也带来挑战,当下AI造假、AI幻觉等现象较为突出,您认为应该如何把握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?
刘劲:目前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,但总体上仍处在可控的范围内。未来一段时间,人都将与人工智能保持协同关系,即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充分配合,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具有很强的逻辑性,又能处理大量信息,但缺乏灵活性,而这恰恰是人类智能所擅长的。
未来,在AI不断卷能力之外,如何降低风险也极为重要。当能力和风险达到一定阈值后,服务于全社会的AI应用也会接踵而来。
南方日报:广东历来重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,今年已陆续出台多项政策。请问广东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拥有哪些优势,又应如何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遇?
刘劲: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,广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首先,广东地理位置毗邻港澳,具有全球性优势,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国际接轨非常重要。其次,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,其产业链背后拥有深厚的制造业基础,人工智能发展大有可为。最后,广东坐拥腾讯、华为等大平台科技企业,而这些平台企业是人工智能创新的重要主体。
从政府层面来看,应该在人工智能发展中扮演引领、倡导和支持的角色。我也观察到,今年春节DeepSeek大火后,广东多地第一时间实现了本地部署,同时深圳龙岗等地也提出了自己的人工智能三年发展方案,这将有助于广东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先机。